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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占祥】沈炳熙:追忆导师二三事

编辑:院宣办 发布时间:2018-03-28

3月20日清晨,导师李占祥教授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中,回忆起李老师对我悉心培养、关怀帮助的往事,对李老师的崇敬之心、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李老师为人做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认真。体现在教书育人上,就是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诱导。《企业战略管理》是李老师为我们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采用的教材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当时刚问世的一部新作。李老师采用师生研讨方法来学习这门课:先由学生介绍德鲁克的观点,说明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对这种观点进行分析、评论。学生讲完之后,师生一起讨论,最后由导师点评。这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达到这个要求,课前准备工作的量很大。当时学生只有我和包政俩人,老师也是俩人(李老师和解老师),如果不作好准备,讨论不可能充分展开。因为是一周一次课,而此间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所以准备时间有限,必须抓紧。有一次,讨论德鲁克关于管理信息在得到传递对象反馈情况下才是有效信息的观点,事先我因给学生讲课,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发言提纲,结果发言简单,效果不好。在师生共同讨论时,李老师先阐述了德鲁克的观点和背后的逻辑,继而作了详细的分析,等于做了应该由我来做的事情。然后才进行点评、总结。我听了,脸上直发烧,我知道,李老师这样展开地讲,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而自己作为学生,该做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做好,因而感到十分惭愧。此后,无论怎样忙,我也一定把准备工作做扎实、做充分。我后来做事认真的作风,也得益于此。

李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发自内心,始终不渝。我和包政入学不久,李老师就指导我俩对三年期间的学习研究订好规划。为了洋为中用、博采众长,李老师提出三年内必须有一段时间去国外交流。当时,因我和包政的第一外语都是日语,我们的教学计划中都有去日本学习交流一年的安排。李老师亲自为我和包政联系与人大关系比较密切的日本东海大学。但因最后对方只给一个名额,综合考虑后决定包政去东海大学交流。李老师为此专门找我谈了话,表示一定要想办法为我出国交流创造条件。他亲自写信给在英国进修的工经系汪星明老师,希望她能帮助我联系英国的大学,汪老师也作了很多努力。虽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但李老师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此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同样铭记在我心里,那就是为我联系调研单位。博士论文写作前的调研是做好论文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接待单位而言,它们的付出并无任何回报,还要担心信息外泄,因此很多机关、企业不太愿意接待我们,学校也常为此事犯难。为此,李老师充分利用自己学生多、同事多、朋友多的有利条件,亲自写信、打电话给一些机关、企业的领导和相关人员,请他们对我的调研给予帮助。有的单位李老师没有直接认识的人,就间接找人沟通。记得当时重庆经委和嘉陵机器厂,就是李老师先找了中企协的李铁成老师后接上头的。李老师也要求我尽量把调研和为企业服务结合起来,不至于把调研变成企业单方面的付出。那一年,我带着李老师给接待单位的信,走了六个省市、十多家机构,得到这些单位的大力支持,圆满完成了调研任务。

李老师不仅关心我的成长和发展,也关心我的生活和家庭。我博士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李老师曾就毕业后的去向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留校当教师。我当然愿意留校当教师(本科毕业时我就留校当了教师),但考虑到妻子进京、孩子教育等诸多实际问题,我希望还是进一家能较快解决此类问题的单位。对此,李老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希望我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更好地发挥自己在教学、研究方面的特长,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我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在毕业后的近三十年中,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带出了一批学生。李老师关心我家人的事情也很令人感动。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遇事总会热心相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我妻子身体很不好,无法正常上班,单位领导建议她病退。我妻子对病退的一些政策不很清楚,在退后待遇问题上与单位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我在驻日机构工作,无法回来,帮不上忙,情急之下,她找到了李老师。李老师耐心帮她作了分析,又询问了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建议。按照李老师的指点,我妻子和单位领导几经争辩,终于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每每谈及此事,我妻子总是热泪盈眶。

李老师走了,但他永远在我心里!

 

作者:沈炳熙(李占祥教授1987级博士生,中国人民银行退休局级干部)于2018年3月25日。